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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的往事与今缘第二章第五第六节

2019-07-29 点击:1656

  第五节 中国佛教的四次劫难

  前文已有叙述,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跌宕起伏,历经坎坷。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样也不是一帆风顺,曾经遭受过四次大的浩劫。

  这四次浩劫,后世称作“三武一宗法难”。三武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,一宗指后周世宗。

  1、第一次法难

  佛教第一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北魏“太平真君”年间。

  北魏是鲜卑人拓跋圭(道武帝)建立的政权,中经明元帝拓拔嗣,到公元439年,由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,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方第一个王朝。当时的宰相崔浩信奉天师道,并与道教领袖寇谦之交好。因此,他劝谏太武帝改信道教,同时诋毁僧侣不事农桑,又不纳税服役,还要百姓供养,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  太武帝拓跋焘在崔浩的蛊惑下,于始光元年即公元424年,接受寇谦之献上的道书,继而在平城修建天师道场,并亲赴道坛受符篆。自此,太武帝拓跋焘俨然以“太平真君”自居,开始推崇天师道,同时走上了排斥佛教的道路。

  公元438年即太延4年,拓跋焘为了扩充兵员,统一北方,下诏凡不足50岁的僧人均还俗服兵役。到公元444年,即“太平真君”5年,拓跋焘又下召驱除僧侣,令上自王公,下至庶人,一概禁止私养僧侣,有违者诛灭全家。

  两年后,在镇压胡人盖吴起义时,发现长安一所寺院拥有兵器,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,借故诛杀全寺僧众。

  崔浩趁机鼓动太武帝发动灭佛运动。于是一场拆毁寺院,活埋僧侣,焚毁佛像、佛经的灭佛运动开始了。一时之间,举国上下,风声鹤唳。这次浩劫史称北魏太武帝法难。

  幸运的是,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。太子拓跋晃一向笃信佛教,他为了庇护佛门而缓宣灭佛诏书,使众多僧侣有机会逃脱,而且一大批佛像、经论也得以藏匿,只有北魏国内的寺院塔庙被毁。太武帝下诏灭佛仅六年便驾崩,文成帝即位后,又下诏复兴佛教,佛教才逐渐恢复起来。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。

  2、第二次法难

  佛教第二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北周建德3年,即公元574年。

  北周是宇文家族篡权西魏,于公元557年建立的政权。第一任皇帝孝闵帝宇文觉,第二任皇帝明帝宇文毓,均笃信佛教。到第三任皇帝武帝宇文邕改弦易辙,专崇儒学不再信奉佛教。

  北周天和2年即公元567年,武帝宇文邕听信卫元嵩:“ 唐、虞无佛图国安;齐、梁有寺舍而祚失者,未合道也”的谗言,产生了灭佛的念头。

  到建德元年即公元572年,宇文邕诛杀权臣宇文护,将大权收归己有后,为了统一整个北方,欲没收佛教田产和寺院以充国有,迫使僧侣还俗以服兵役。

  于是次年12月,又召集道士、僧侣、百官再次辩论佛、道、儒三教的是与非。在辩论中武帝斥责佛、道虚妄,又以僧人智炫牴触武帝之短为由,下诏:“断佛、道二教,经像悉毁,罢沙门、道士,并令还民。并禁诸淫祀,礼典所不载者,尽除之”。一时间,北周境内“融焚经,驱僧破塔……宝刹伽兰皆为俗宅,沙门释种悉作白衣”。

  到建德6年即公元577年,宇文邕灭北齐统一北方后,继续推行灭佛政策,致使4万座寺院被摧毁,300万僧、尼被迫还俗,焚毁的佛像、经纶不计其数。庆幸的是宇文邕没有滥杀僧侣。这次排佛运动,史称北周武帝法难。

  3、第三次法难

  佛教第三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。唐武宗是一位晚唐皇帝,他公元841年登基,年号会昌,仅执政6年,在公元846年便驾崩了。

  大家知道,唐朝实行包容的文化政策,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,无论本土文化,还是外来文化,均可以自由发展。虽然唐朝统治者标榜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人,对道教青睐有加,但仍然以儒学为道统,兼顾佛教信仰。

  然而,唐武宗却一反过去儒、释、道并重的传统,他专崇儒学,信奉本土道教,对外来宗教一概排斥,尤其对佛教排斥尤甚。唐武宗之所以对佛教持排斥态度,除了与他个人的宗教信仰,以及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以外,他还受了历代,尤其是本朝排佛思想的影响。

  例如唐开国初期,太史令傅奕搜集了大量魏晋以来的反佛言论,汇编成十卷《高识论》。他说:“生死寿夭,由于自然;刑德威福,关之人主”,而把人的死生祸福归于佛法,乃是“愚僧矫诈”,实不足信。并多次向唐高祖李渊谏言排佛、排道。

  到武德9年(公元626年)5月,唐高祖李渊终于听信傅奕,诏令“京城留寺三所,观二所,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”,除此之外一切寺庙、道观皆拆毁,对于佛、道弟子,除少数精进者供养外,余者均还俗。幸亏此诏颁布仅一个月,六月份玄武门政变后就被废止了。

  又如,唐宪宗元和14年(公元819年),中书舍人韩愈反对唐宪宗敕迎佛骨,上表声称“佛本夷狄之人......口不言先王之法言,身不服先王之法服,不知臣君之义,父子之情”。他还评击佛教拥有田产却不劳作,“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、八”却不纳赋,僧侣众多却不服役。因此,佛教流行必然“乱亡相继,运祚不长”,对国家十害而无一益。 韩愈的上表不但没有打动唐宪宗,反而招致贬谪,但韩愈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,他的言论对文人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  唐武宗就是受了以上排佛思想的熏染,觉得佛教与中国伦理相悖有损纲常,且在经济上侵害国家利益。于是他登基后,便起用力主排佛的李德裕为相,在道士赵归真鼓动下,走上了排佛道路。

  唐武宗在会昌二年下令,一方面严禁僧侣私自剃度,另一方面,限制僧侣蓄养奴婢数量,还以种种理由迫使部分僧侣还俗,并没收其财产。

  到会昌四年唐武宗又降旨,除有限几座寺院可以供有佛骨外,其余寺院一律不许供有。再者,任何人不得向僧侣施舍钱物,违者按数量多少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。到会昌五年,唐武宗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排佛运动。下令凡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统统还俗,即便有度牒者,其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也要还俗。不久又诏令裁并天下佛寺,要求长安和洛阳只能保留两寺,每寺各留僧三十人。对于各州,只允许上州保留一寺,余者全部拆废。对于被拆废寺院的铜像、钟磬一律上交国家,或铸为钱币,或铸为农器。这次灭佛运动,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,招提、兰若4万余所,僧尼还俗26万余人,没收寺院田产数千万顷,放逐奴婢15万人。

  这次排佛运动,史称会昌法难。在排佛运动中,还一并废除了祅教、摩尼教、景教和回教,拆除了所有大秦寺(景教)和摩尼寺。

  4、第四次法难

  佛教第四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后周世宗显德2年,即公元955年。世宗名柴荣,是五代时期后周第二个皇帝,其皇位是其养父太祖郭威传位给他的。世宗生性不信神灵,继位后第二年便开始限制、排斥佛教。其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十项:

  (1)令全国“诸道州县镇村坊”,除帝王赐有匾额的寺院以外,其他寺院“并抑停废”。被废寺院的财产收归国有,僧侣全部还俗,佛像、法器等尽数毁废。

  (2)凡以前未经朝廷批准而梯度者,均视为非法“私度僧尼”,一律还俗。

  (3)民间藏有的佛像、法器等,限期送交官府,如有藏匿或逾期不交者予以治罪。

  (4)从民间及被废寺院收缴上来的铜质佛像和法器,毁废后全部铸造成钱币。

  (5)不论城镇乡村,还是山林名胜之地,今后均不准“创修寺院”。

  (6)除两京及大名府、京兆府和青州外,其他各地寺院均不得再行设坛梯度。

  (7)今后出家为僧,必须发自本人心愿,还要有父母、祖父母的支持,以及伯、叔、兄的许可。任何人不得诱迫他人出家。

  (8)申请出家,男子须年满十五岁,且能够背诵经文一百纸;女子须年满十三岁,且能背诵经文七十纸。

  (9)父母或祖父母无人抚养者不准出家;犯罪受过刑法者不得出家;弃背父母者不得出家;身为逃亡奴婢者不得出家;恶逆徒党、山林亡命者不得出家。若有违抗者擅自受戒,一并追究本人及师主、知事僧尼等人的责任,按罪论处,严惩不贷。

  (10)杜绝佛教徒用断肢、烫伤、毁容等“自残式布施”以明志的风气。

  世宗柴荣为了推动排佛运动的开展,克服人们对毁佛的恐惧心理,竟然身体力行,亲自挥动大斧砍毁一尊菩萨铜像。并说:“吾闻佛说以身为妄,而以利人为急。使其真身尚在,苟利于世,犹欲割截,况此铜像,岂有所惜哉”。世宗柴荣以如此粗暴之行动,强词夺理之说教,可能会安抚一些人对亵渎神灵的担忧,但无法排解人们对其抑佛、排佛的不满情绪。

  这次排佛史称后周世宗法难,共记毁废佛寺30336所,还俗僧尼61200人。

  第六节 中国佛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

 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,其发展历程大约可划分为五个阶段。

  第一阶段,自公元前2年至公元67年,即西汉哀帝元狩元年到东汉明帝永平10年,历经70余年。由于当时人们仅仅把佛教,当作一种神仙方术传入我国内地的,因此这一阶段是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期。

  到东汉明帝年间,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,终于被人们所接受,被朝廷所认可。于是在明帝永平10年,朝廷将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迎来洛阳,并修建了白马寺,供两位西来高僧译经讲法,传教布道。从此,佛教才正式在我国内地传播开来。

  第二阶段,从东汉明帝永平10年到东晋后期,即公元四世纪末,历时近三百余年。这一阶段是佛教的初步发展期,主要表现为不断有外域法师前来我国内地传教弘法。

  例如在公元147年,即东汉桓帝建和元年,西域高僧安世高来到洛阳,他主要传播了上座部“说一切有”派的阿毗昙学说和禅法。

  又如在公元164年,即桓帝末年,西域高僧支娄迦谶来到洛阳,首次将大乘佛教传入我国,并且翻译了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兜沙经》等佛教经典。

  又如公元250年前后,即曹魏嘉平年间,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,他译出了《僧祇戒心》等佛教戒律。

  又如公元270年前后,即西晋武帝泰始年间,西域高僧竺法护来到我国。他是鸠摩罗什来中国以前最伟大的译经家,经他翻译的佛教经典,共计一百五十九部、三百零九卷。其中,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《法华经》就是他以《正法华经》为题翻译的。

  这一时期,由于西域僧人不断来华译经布道,讲法传教,从而为下一阶段佛教在我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  第三阶段,从东晋后期开始,中经南北朝、隋、唐直到五代,历时五百多年。由于这一时期佛教获得了一个适宜成长的社会环境,又有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的大门,致使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佛教,因此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空前高涨起来。其表现有一下几个方面。

  1、由原来西僧东来传教,发展成为中国僧人西去取经。如东晋名僧法显,北魏名僧惠生,以及唐高僧玄奘、义净等人主动到天竺求法。他们学成后带回大量佛教经典,在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下,自主译经布道,传教讲法。如此一来,在译经方面,一改过去由不太懂汉文的外籍僧主持,为由懂得梵文的中国高僧主持,从而使得译文质量显著提高。

  2、成长起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佛学大师。例如在东晋时期,就出现了像道安大师这样的著名译经家,他的弟子慧远被奉为净土宗始祖。到南北朝时期,佛学大师更是层出不穷,如师从菩提达摩的慧可,最终成为中国禅宗第二祖。又如师从鸠摩罗什的道生、僧肇、道融、僧睿,被称为“什门四圣”。到隋唐时期同样大师云集,如隋朝的智天台宗立宗者,吉藏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,唐朝的玄奘是唯识宗的鼻祖,善导是净土宗的集大成者。如此而已,不一而足,可以说这一时期名僧辈出,各领千秋。

  3、随着大量知识分子皈依佛教,以及佛门弟子的知识化,中国僧人开始对佛教义理深入研究。其中一个重要标志,是他们创写的论著、僧转、教史、地志等方面的撰述大量涌现于世。

  4、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,形成了八大宗派。八大宗派各有自己的立宗经典,以及完整的理论体系,和修持方法。他们或公开辩经,阐述玄理,或著书立说,广大门厅,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时间形成了各派争鸣佛教学说的繁荣景象。

  5、在中国佛教发展空前高涨的同时,又伴随着腥风血雨,“三武一宗”法难,使中国佛教一次又一次跌进苦难的深渊。然而,中国佛教却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。

  第四阶段,由宋代到清末,历时千余年。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后的健康成长期。它的成熟与健康成长,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  其一,由于净土宗与禅宗在争鸣佛学中脱颖而出,其中,净土宗奠定了佛教在民间信仰的格局,禅学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,因此,中国佛教从唐代以后,结束了教派纷争的分裂局面。继之而来的是,中国佛教进入了以禅学为佛学正统,以净土宗为佛教主流的大一统局面。古德圣僧云:“要想佛法兴,只有僧赞僧”。中国佛教的大一统,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与佛法的兴盛。

  其二,大家知道,中国佛教曾经历了“三武一宗法难”。 关于“三武一宗法难”发生的原因,无疑有统治者个人的信仰问题;也有儒释道三家争夺思想阵地,争夺文化前进方向的引领权问题。但中国佛教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。例如,由于当时中国佛教,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僧侣剃度机制,致使剃度的僧尼太多太滥,像北魏这样的一个小国,佛寺多达三万余所,出家僧尼达二百余万人。这样一来,对于佛教本身来说,导致了僧侣与信众的比例失调,导致了僧团素质的整体下降。对于社会来说,导致了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减少,造成了国家赖以防御的兵源枯竭,以及进行建设而征调劳役的困难。

  又如,当时中国佛教广置田产,就说唐武宗时期吧,寺院拥有田产数千万顷。佛教拥有田产而不纳税,导致了国家大量的赋税减少。再如,中国佛教效仿世俗社会蓄奴风气(例如唐武宗就放逐奴婢15万人),这不仅悖逆了佛教的基本宗旨,同时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。

  由于以上原因,中国佛教与朝廷之间时有矛盾发生。当一旦遇到像国家战事吃紧、经济困难、劳役大量征调等导火索时,就有可能促使个别不尚佛的皇帝,以排佛、限佛来缓解困境。

  由此看来,“三武一宗法难”的发生,其中一个重要因素,乃是中国佛教没有把握好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。值得庆幸的是,中国佛教经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灾难,终于认识到“王权大于神权”,“依国主”才能“法事立”。基于这个认识,中国佛教自宋代开始与朝廷相向而行,并且发挥自己的“劝化”功能,在思想领域协助朝廷的教化事业,从而迈向了成熟,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。

  其三,中国佛教的成熟还有一个重要标志,那就是佛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到唐代已经渗透到国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尤其是对我国哲学、文学、艺术和民间风俗开始产生巨大影响,直至成功地跻身于中国传统文化,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。

  不过,学术界却有许多人认为,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。笔者认为,这种认识是错误的,他们错就错在只看到这一时期,没有了寺庙林立和僧侣鼎沸的局面,却没有看到名寺大殿的显赫与信众如云的局面;只看到没有了大规模的译经和佛学的争鸣,却没有看到佛法的普及与深入人心。甚至他们将佛教与朝廷的互惠相处,以及儒释道的相互融合,都当作佛教衰落的标志。其实,这些标志恰好表明中国佛教的成熟与健康成长。

  第五阶段,由近代开始,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束。这一阶段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,使得人的认识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。由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,使得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。随之而来的是,国家对宗教虽然依旧尊重,但不再继续崇尚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中国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了两大特点,一是佛教开始成为信徒自办自存的教团,二是佛教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。关于佛教的世俗化,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其一、淡化了佛陀身上的神灵光环,着重将佛陀看作能够觉悟世间一切原理的智者,一个为信徒引路的导师。其二、在对菩萨神明崇拜的同时,着重将菩萨的大慈大悲作为道德崇尚——善的最高标准。其三、在期许信徒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同时,着重启迪信徒的心性回归,以获得心灵的纯真而驱除心魔。

  96

  高丘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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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数 6024

  第五节 中国佛教的四次劫难

  前文已有叙述,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跌宕起伏,历经坎坷。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样也不是一帆风顺,曾经遭受过四次大的浩劫。

  这四次浩劫,后世称作“三武一宗法难”。三武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,一宗指后周世宗。

  1、第一次法难

  佛教第一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北魏“太平真君”年间。

  北魏是鲜卑人拓跋圭(道武帝)建立的政权,中经明元帝拓拔嗣,到公元439年,由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,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方第一个王朝。当时的宰相崔浩信奉天师道,并与道教领袖寇谦之交好。因此,他劝谏太武帝改信道教,同时诋毁僧侣不事农桑,又不纳税服役,还要百姓供养,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  太武帝拓跋焘在崔浩的蛊惑下,于始光元年即公元424年,接受寇谦之献上的道书,继而在平城修建天师道场,并亲赴道坛受符篆。自此,太武帝拓跋焘俨然以“太平真君”自居,开始推崇天师道,同时走上了排斥佛教的道路。

  公元438年即太延4年,拓跋焘为了扩充兵员,统一北方,下诏凡不足50岁的僧人均还俗服兵役。到公元444年,即“太平真君”5年,拓跋焘又下召驱除僧侣,令上自王公,下至庶人,一概禁止私养僧侣,有违者诛灭全家。

  两年后,在镇压胡人盖吴起义时,发现长安一所寺院拥有兵器,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,借故诛杀全寺僧众。

  崔浩趁机鼓动太武帝发动灭佛运动。于是一场拆毁寺院,活埋僧侣,焚毁佛像、佛经的灭佛运动开始了。一时之间,举国上下,风声鹤唳。这次浩劫史称北魏太武帝法难。

  幸运的是,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。太子拓跋晃一向笃信佛教,他为了庇护佛门而缓宣灭佛诏书,使众多僧侣有机会逃脱,而且一大批佛像、经论也得以藏匿,只有北魏国内的寺院塔庙被毁。太武帝下诏灭佛仅六年便驾崩,文成帝即位后,又下诏复兴佛教,佛教才逐渐恢复起来。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。

  2、第二次法难

  佛教第二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北周建德3年,即公元574年。

  北周是宇文家族篡权西魏,于公元557年建立的政权。第一任皇帝孝闵帝宇文觉,第二任皇帝明帝宇文毓,均笃信佛教。到第三任皇帝武帝宇文邕改弦易辙,专崇儒学不再信奉佛教。

  北周天和2年即公元567年,武帝宇文邕听信卫元嵩:“ 唐、虞无佛图国安;齐、梁有寺舍而祚失者,未合道也”的谗言,产生了灭佛的念头。

  到建德元年即公元572年,宇文邕诛杀权臣宇文护,将大权收归己有后,为了统一整个北方,欲没收佛教田产和寺院以充国有,迫使僧侣还俗以服兵役。

  于是次年12月,又召集道士、僧侣、百官再次辩论佛、道、儒三教的是与非。在辩论中武帝斥责佛、道虚妄,又以僧人智炫牴触武帝之短为由,下诏:“断佛、道二教,经像悉毁,罢沙门、道士,并令还民。并禁诸淫祀,礼典所不载者,尽除之”。一时间,北周境内“融焚经,驱僧破塔……宝刹伽兰皆为俗宅,沙门释种悉作白衣”。

  到建德6年即公元577年,宇文邕灭北齐统一北方后,继续推行灭佛政策,致使4万座寺院被摧毁,300万僧、尼被迫还俗,焚毁的佛像、经纶不计其数。庆幸的是宇文邕没有滥杀僧侣。这次排佛运动,史称北周武帝法难。

  3、第三次法难

  佛教第三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。唐武宗是一位晚唐皇帝,他公元841年登基,年号会昌,仅执政6年,在公元846年便驾崩了。

  大家知道,唐朝实行包容的文化政策,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,无论本土文化,还是外来文化,均可以自由发展。虽然唐朝统治者标榜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人,对道教青睐有加,但仍然以儒学为道统,兼顾佛教信仰。

  然而,唐武宗却一反过去儒、释、道并重的传统,他专崇儒学,信奉本土道教,对外来宗教一概排斥,尤其对佛教排斥尤甚。唐武宗之所以对佛教持排斥态度,除了与他个人的宗教信仰,以及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以外,他还受了历代,尤其是本朝排佛思想的影响。

  例如唐开国初期,太史令傅奕搜集了大量魏晋以来的反佛言论,汇编成十卷《高识论》。他说:“生死寿夭,由于自然;刑德威福,关之人主”,而把人的死生祸福归于佛法,乃是“愚僧矫诈”,实不足信。并多次向唐高祖李渊谏言排佛、排道。

  到武德9年(公元626年)5月,唐高祖李渊终于听信傅奕,诏令“京城留寺三所,观二所,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”,除此之外一切寺庙、道观皆拆毁,对于佛、道弟子,除少数精进者供养外,余者均还俗。幸亏此诏颁布仅一个月,六月份玄武门政变后就被废止了。

  又如,唐宪宗元和14年(公元819年),中书舍人韩愈反对唐宪宗敕迎佛骨,上表声称“佛本夷狄之人......口不言先王之法言,身不服先王之法服,不知臣君之义,父子之情”。他还评击佛教拥有田产却不劳作,“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、八”却不纳赋,僧侣众多却不服役。因此,佛教流行必然“乱亡相继,运祚不长”,对国家十害而无一益。 韩愈的上表不但没有打动唐宪宗,反而招致贬谪,但韩愈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,他的言论对文人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  唐武宗就是受了以上排佛思想的熏染,觉得佛教与中国伦理相悖有损纲常,且在经济上侵害国家利益。于是他登基后,便起用力主排佛的李德裕为相,在道士赵归真鼓动下,走上了排佛道路。

  唐武宗在会昌二年下令,一方面严禁僧侣私自剃度,另一方面,限制僧侣蓄养奴婢数量,还以种种理由迫使部分僧侣还俗,并没收其财产。

  到会昌四年唐武宗又降旨,除有限几座寺院可以供有佛骨外,其余寺院一律不许供有。再者,任何人不得向僧侣施舍钱物,违者按数量多少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。到会昌五年,唐武宗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排佛运动。下令凡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统统还俗,即便有度牒者,其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也要还俗。不久又诏令裁并天下佛寺,要求长安和洛阳只能保留两寺,每寺各留僧三十人。对于各州,只允许上州保留一寺,余者全部拆废。对于被拆废寺院的铜像、钟磬一律上交国家,或铸为钱币,或铸为农器。这次灭佛运动,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,招提、兰若4万余所,僧尼还俗26万余人,没收寺院田产数千万顷,放逐奴婢15万人。

  这次排佛运动,史称会昌法难。在排佛运动中,还一并废除了祅教、摩尼教、景教和回教,拆除了所有大秦寺(景教)和摩尼寺。

  4、第四次法难

  佛教第四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后周世宗显德2年,即公元955年。世宗名柴荣,是五代时期后周第二个皇帝,其皇位是其养父太祖郭威传位给他的。世宗生性不信神灵,继位后第二年便开始限制、排斥佛教。其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十项:

  (1)令全国“诸道州县镇村坊”,除帝王赐有匾额的寺院以外,其他寺院“并抑停废”。被废寺院的财产收归国有,僧侣全部还俗,佛像、法器等尽数毁废。

  (2)凡以前未经朝廷批准而梯度者,均视为非法“私度僧尼”,一律还俗。

  (3)民间藏有的佛像、法器等,限期送交官府,如有藏匿或逾期不交者予以治罪。

  (4)从民间及被废寺院收缴上来的铜质佛像和法器,毁废后全部铸造成钱币。

  (5)不论城镇乡村,还是山林名胜之地,今后均不准“创修寺院”。

  (6)除两京及大名府、京兆府和青州外,其他各地寺院均不得再行设坛梯度。

  (7)今后出家为僧,必须发自本人心愿,还要有父母、祖父母的支持,以及伯、叔、兄的许可。任何人不得诱迫他人出家。

  (8)申请出家,男子须年满十五岁,且能够背诵经文一百纸;女子须年满十三岁,且能背诵经文七十纸。

  (9)父母或祖父母无人抚养者不准出家;犯罪受过刑法者不得出家;弃背父母者不得出家;身为逃亡奴婢者不得出家;恶逆徒党、山林亡命者不得出家。若有违抗者擅自受戒,一并追究本人及师主、知事僧尼等人的责任,按罪论处,严惩不贷。

  (10)杜绝佛教徒用断肢、烫伤、毁容等“自残式布施”以明志的风气。

  世宗柴荣为了推动排佛运动的开展,克服人们对毁佛的恐惧心理,竟然身体力行,亲自挥动大斧砍毁一尊菩萨铜像。并说:“吾闻佛说以身为妄,而以利人为急。使其真身尚在,苟利于世,犹欲割截,况此铜像,岂有所惜哉”。世宗柴荣以如此粗暴之行动,强词夺理之说教,可能会安抚一些人对亵渎神灵的担忧,但无法排解人们对其抑佛、排佛的不满情绪。

  这次排佛史称后周世宗法难,共记毁废佛寺30336所,还俗僧尼61200人。

  第六节 中国佛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

 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,其发展历程大约可划分为五个阶段。

  第一阶段,自公元前2年至公元67年,即西汉哀帝元狩元年到东汉明帝永平10年,历经70余年。由于当时人们仅仅把佛教,当作一种神仙方术传入我国内地的,因此这一阶段是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期。

  到东汉明帝年间,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,终于被人们所接受,被朝廷所认可。于是在明帝永平10年,朝廷将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迎来洛阳,并修建了白马寺,供两位西来高僧译经讲法,传教布道。从此,佛教才正式在我国内地传播开来。

  第二阶段,从东汉明帝永平10年到东晋后期,即公元四世纪末,历时近三百余年。这一阶段是佛教的初步发展期,主要表现为不断有外域法师前来我国内地传教弘法。

  例如在公元147年,即东汉桓帝建和元年,西域高僧安世高来到洛阳,他主要传播了上座部“说一切有”派的阿毗昙学说和禅法。

  又如在公元164年,即桓帝末年,西域高僧支娄迦谶来到洛阳,首次将大乘佛教传入我国,并且翻译了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兜沙经》等佛教经典。

  又如公元250年前后,即曹魏嘉平年间,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,他译出了《僧祇戒心》等佛教戒律。

  又如公元270年前后,即西晋武帝泰始年间,西域高僧竺法护来到我国。他是鸠摩罗什来中国以前最伟大的译经家,经他翻译的佛教经典,共计一百五十九部、三百零九卷。其中,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《法华经》就是他以《正法华经》为题翻译的。

  这一时期,由于西域僧人不断来华译经布道,讲法传教,从而为下一阶段佛教在我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  第三阶段,从东晋后期开始,中经南北朝、隋、唐直到五代,历时五百多年。由于这一时期佛教获得了一个适宜成长的社会环境,又有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的大门,致使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佛教,因此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空前高涨起来。其表现有一下几个方面。

  1、由原来西僧东来传教,发展成为中国僧人西去取经。如东晋名僧法显,北魏名僧惠生,以及唐高僧玄奘、义净等人主动到天竺求法。他们学成后带回大量佛教经典,在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下,自主译经布道,传教讲法。如此一来,在译经方面,一改过去由不太懂汉文的外籍僧主持,为由懂得梵文的中国高僧主持,从而使得译文质量显著提高。

  2、成长起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佛学大师。例如在东晋时期,就出现了像道安大师这样的著名译经家,他的弟子慧远被奉为净土宗始祖。到南北朝时期,佛学大师更是层出不穷,如师从菩提达摩的慧可,最终成为中国禅宗第二祖。又如师从鸠摩罗什的道生、僧肇、道融、僧睿,被称为“什门四圣”。到隋唐时期同样大师云集,如隋朝的智天台宗立宗者,吉藏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,唐朝的玄奘是唯识宗的鼻祖,善导是净土宗的集大成者。如此而已,不一而足,可以说这一时期名僧辈出,各领千秋。

  3、随着大量知识分子皈依佛教,以及佛门弟子的知识化,中国僧人开始对佛教义理深入研究。其中一个重要标志,是他们创写的论著、僧转、教史、地志等方面的撰述大量涌现于世。

  4、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,形成了八大宗派。八大宗派各有自己的立宗经典,以及完整的理论体系,和修持方法。他们或公开辩经,阐述玄理,或著书立说,广大门厅,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时间形成了各派争鸣佛教学说的繁荣景象。

  5、在中国佛教发展空前高涨的同时,又伴随着腥风血雨,“三武一宗”法难,使中国佛教一次又一次跌进苦难的深渊。然而,中国佛教却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。

  第四阶段,由宋代到清末,历时千余年。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后的健康成长期。它的成熟与健康成长,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  其一,由于净土宗与禅宗在争鸣佛学中脱颖而出,其中,净土宗奠定了佛教在民间信仰的格局,禅学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,因此,中国佛教从唐代以后,结束了教派纷争的分裂局面。继之而来的是,中国佛教进入了以禅学为佛学正统,以净土宗为佛教主流的大一统局面。古德圣僧云:“要想佛法兴,只有僧赞僧”。中国佛教的大一统,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与佛法的兴盛。

  其二,大家知道,中国佛教曾经历了“三武一宗法难”。 关于“三武一宗法难”发生的原因,无疑有统治者个人的信仰问题;也有儒释道三家争夺思想阵地,争夺文化前进方向的引领权问题。但中国佛教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。例如,由于当时中国佛教,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僧侣剃度机制,致使剃度的僧尼太多太滥,像北魏这样的一个小国,佛寺多达三万余所,出家僧尼达二百余万人。这样一来,对于佛教本身来说,导致了僧侣与信众的比例失调,导致了僧团素质的整体下降。对于社会来说,导致了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减少,造成了国家赖以防御的兵源枯竭,以及进行建设而征调劳役的困难。

  又如,当时中国佛教广置田产,就说唐武宗时期吧,寺院拥有田产数千万顷。佛教拥有田产而不纳税,导致了国家大量的赋税减少。再如,中国佛教效仿世俗社会蓄奴风气(例如唐武宗就放逐奴婢15万人),这不仅悖逆了佛教的基本宗旨,同时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。

  由于以上原因,中国佛教与朝廷之间时有矛盾发生。当一旦遇到像国家战事吃紧、经济困难、劳役大量征调等导火索时,就有可能促使个别不尚佛的皇帝,以排佛、限佛来缓解困境。

  由此看来,“三武一宗法难”的发生,其中一个重要因素,乃是中国佛教没有把握好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。值得庆幸的是,中国佛教经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灾难,终于认识到“王权大于神权”,“依国主”才能“法事立”。基于这个认识,中国佛教自宋代开始与朝廷相向而行,并且发挥自己的“劝化”功能,在思想领域协助朝廷的教化事业,从而迈向了成熟,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。

  其三,中国佛教的成熟还有一个重要标志,那就是佛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到唐代已经渗透到国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尤其是对我国哲学、文学、艺术和民间风俗开始产生巨大影响,直至成功地跻身于中国传统文化,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。

  不过,学术界却有许多人认为,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。笔者认为,这种认识是错误的,他们错就错在只看到这一时期,没有了寺庙林立和僧侣鼎沸的局面,却没有看到名寺大殿的显赫与信众如云的局面;只看到没有了大规模的译经和佛学的争鸣,却没有看到佛法的普及与深入人心。甚至他们将佛教与朝廷的互惠相处,以及儒释道的相互融合,都当作佛教衰落的标志。其实,这些标志恰好表明中国佛教的成熟与健康成长。

  第五阶段,由近代开始,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束。这一阶段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,使得人的认识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。由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,使得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。随之而来的是,国家对宗教虽然依旧尊重,但不再继续崇尚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中国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了两大特点,一是佛教开始成为信徒自办自存的教团,二是佛教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。关于佛教的世俗化,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其一、淡化了佛陀身上的神灵光环,着重将佛陀看作能够觉悟世间一切原理的智者,一个为信徒引路的导师。其二、在对菩萨神明崇拜的同时,着重将菩萨的大慈大悲作为道德崇尚——善的最高标准。其三、在期许信徒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同时,着重启迪信徒的心性回归,以获得心灵的纯真而驱除心魔。

  第五节 中国佛教的四次劫难

  前文已有叙述,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跌宕起伏,历经坎坷。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样也不是一帆风顺,曾经遭受过四次大的浩劫。

  这四次浩劫,后世称作“三武一宗法难”。三武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,一宗指后周世宗。

  1、第一次法难

  佛教第一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北魏“太平真君”年间。

  北魏是鲜卑人拓跋圭(道武帝)建立的政权,中经明元帝拓拔嗣,到公元439年,由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,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方第一个王朝。当时的宰相崔浩信奉天师道,并与道教领袖寇谦之交好。因此,他劝谏太武帝改信道教,同时诋毁僧侣不事农桑,又不纳税服役,还要百姓供养,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  太武帝拓跋焘在崔浩的蛊惑下,于始光元年即公元424年,接受寇谦之献上的道书,继而在平城修建天师道场,并亲赴道坛受符篆。自此,太武帝拓跋焘俨然以“太平真君”自居,开始推崇天师道,同时走上了排斥佛教的道路。

  公元438年即太延4年,拓跋焘为了扩充兵员,统一北方,下诏凡不足50岁的僧人均还俗服兵役。到公元444年,即“太平真君”5年,拓跋焘又下召驱除僧侣,令上自王公,下至庶人,一概禁止私养僧侣,有违者诛灭全家。

  两年后,在镇压胡人盖吴起义时,发现长安一所寺院拥有兵器,拓跋焘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,借故诛杀全寺僧众。

  崔浩趁机鼓动太武帝发动灭佛运动。于是一场拆毁寺院,活埋僧侣,焚毁佛像、佛经的灭佛运动开始了。一时之间,举国上下,风声鹤唳。这次浩劫史称北魏太武帝法难。

  幸运的是,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。太子拓跋晃一向笃信佛教,他为了庇护佛门而缓宣灭佛诏书,使众多僧侣有机会逃脱,而且一大批佛像、经论也得以藏匿,只有北魏国内的寺院塔庙被毁。太武帝下诏灭佛仅六年便驾崩,文成帝即位后,又下诏复兴佛教,佛教才逐渐恢复起来。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。

  2、第二次法难

  佛教第二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北周建德3年,即公元574年。

  北周是宇文家族篡权西魏,于公元557年建立的政权。第一任皇帝孝闵帝宇文觉,第二任皇帝明帝宇文毓,均笃信佛教。到第三任皇帝武帝宇文邕改弦易辙,专崇儒学不再信奉佛教。

  北周天和2年即公元567年,武帝宇文邕听信卫元嵩:“ 唐、虞无佛图国安;齐、梁有寺舍而祚失者,未合道也”的谗言,产生了灭佛的念头。

  到建德元年即公元572年,宇文邕诛杀权臣宇文护,将大权收归己有后,为了统一整个北方,欲没收佛教田产和寺院以充国有,迫使僧侣还俗以服兵役。

  于是次年12月,又召集道士、僧侣、百官再次辩论佛、道、儒三教的是与非。在辩论中武帝斥责佛、道虚妄,又以僧人智炫牴触武帝之短为由,下诏:“断佛、道二教,经像悉毁,罢沙门、道士,并令还民。并禁诸淫祀,礼典所不载者,尽除之”。一时间,北周境内“融焚经,驱僧破塔……宝刹伽兰皆为俗宅,沙门释种悉作白衣”。

  到建德6年即公元577年,宇文邕灭北齐统一北方后,继续推行灭佛政策,致使4万座寺院被摧毁,300万僧、尼被迫还俗,焚毁的佛像、经纶不计其数。庆幸的是宇文邕没有滥杀僧侣。这次排佛运动,史称北周武帝法难。

  3、第三次法难

  佛教第三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。唐武宗是一位晚唐皇帝,他公元841年登基,年号会昌,仅执政6年,在公元846年便驾崩了。

  大家知道,唐朝实行包容的文化政策,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,无论本土文化,还是外来文化,均可以自由发展。虽然唐朝统治者标榜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人,对道教青睐有加,但仍然以儒学为道统,兼顾佛教信仰。

  然而,唐武宗却一反过去儒、释、道并重的传统,他专崇儒学,信奉本土道教,对外来宗教一概排斥,尤其对佛教排斥尤甚。唐武宗之所以对佛教持排斥态度,除了与他个人的宗教信仰,以及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以外,他还受了历代,尤其是本朝排佛思想的影响。

  例如唐开国初期,太史令傅奕搜集了大量魏晋以来的反佛言论,汇编成十卷《高识论》。他说:“生死寿夭,由于自然;刑德威福,关之人主”,而把人的死生祸福归于佛法,乃是“愚僧矫诈”,实不足信。并多次向唐高祖李渊谏言排佛、排道。

  到武德9年(公元626年)5月,唐高祖李渊终于听信傅奕,诏令“京城留寺三所,观二所,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”,除此之外一切寺庙、道观皆拆毁,对于佛、道弟子,除少数精进者供养外,余者均还俗。幸亏此诏颁布仅一个月,六月份玄武门政变后就被废止了。

  又如,唐宪宗元和14年(公元819年),中书舍人韩愈反对唐宪宗敕迎佛骨,上表声称“佛本夷狄之人......口不言先王之法言,身不服先王之法服,不知臣君之义,父子之情”。他还评击佛教拥有田产却不劳作,“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、八”却不纳赋,僧侣众多却不服役。因此,佛教流行必然“乱亡相继,运祚不长”,对国家十害而无一益。 韩愈的上表不但没有打动唐宪宗,反而招致贬谪,但韩愈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,他的言论对文人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

  唐武宗就是受了以上排佛思想的熏染,觉得佛教与中国伦理相悖有损纲常,且在经济上侵害国家利益。于是他登基后,便起用力主排佛的李德裕为相,在道士赵归真鼓动下,走上了排佛道路。

  唐武宗在会昌二年下令,一方面严禁僧侣私自剃度,另一方面,限制僧侣蓄养奴婢数量,还以种种理由迫使部分僧侣还俗,并没收其财产。

  到会昌四年唐武宗又降旨,除有限几座寺院可以供有佛骨外,其余寺院一律不许供有。再者,任何人不得向僧侣施舍钱物,违者按数量多少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。到会昌五年,唐武宗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排佛运动。下令凡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统统还俗,即便有度牒者,其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也要还俗。不久又诏令裁并天下佛寺,要求长安和洛阳只能保留两寺,每寺各留僧三十人。对于各州,只允许上州保留一寺,余者全部拆废。对于被拆废寺院的铜像、钟磬一律上交国家,或铸为钱币,或铸为农器。这次灭佛运动,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,招提、兰若4万余所,僧尼还俗26万余人,没收寺院田产数千万顷,放逐奴婢15万人。

  这次排佛运动,史称会昌法难。在排佛运动中,还一并废除了祅教、摩尼教、景教和回教,拆除了所有大秦寺(景教)和摩尼寺。

  4、第四次法难

  佛教第四次遭受浩劫,发生在后周世宗显德2年,即公元955年。世宗名柴荣,是五代时期后周第二个皇帝,其皇位是其养父太祖郭威传位给他的。世宗生性不信神灵,继位后第二年便开始限制、排斥佛教。其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十项:

  (1)令全国“诸道州县镇村坊”,除帝王赐有匾额的寺院以外,其他寺院“并抑停废”。被废寺院的财产收归国有,僧侣全部还俗,佛像、法器等尽数毁废。

  (2)凡以前未经朝廷批准而梯度者,均视为非法“私度僧尼”,一律还俗。

  (3)民间藏有的佛像、法器等,限期送交官府,如有藏匿或逾期不交者予以治罪。

  (4)从民间及被废寺院收缴上来的铜质佛像和法器,毁废后全部铸造成钱币。

  (5)不论城镇乡村,还是山林名胜之地,今后均不准“创修寺院”。

  (6)除两京及大名府、京兆府和青州外,其他各地寺院均不得再行设坛梯度。

  (7)今后出家为僧,必须发自本人心愿,还要有父母、祖父母的支持,以及伯、叔、兄的许可。任何人不得诱迫他人出家。

  (8)申请出家,男子须年满十五岁,且能够背诵经文一百纸;女子须年满十三岁,且能背诵经文七十纸。

  (9)父母或祖父母无人抚养者不准出家;犯罪受过刑法者不得出家;弃背父母者不得出家;身为逃亡奴婢者不得出家;恶逆徒党、山林亡命者不得出家。若有违抗者擅自受戒,一并追究本人及师主、知事僧尼等人的责任,按罪论处,严惩不贷。

  (10)杜绝佛教徒用断肢、烫伤、毁容等“自残式布施”以明志的风气。

  世宗柴荣为了推动排佛运动的开展,克服人们对毁佛的恐惧心理,竟然身体力行,亲自挥动大斧砍毁一尊菩萨铜像。并说:“吾闻佛说以身为妄,而以利人为急。使其真身尚在,苟利于世,犹欲割截,况此铜像,岂有所惜哉”。世宗柴荣以如此粗暴之行动,强词夺理之说教,可能会安抚一些人对亵渎神灵的担忧,但无法排解人们对其抑佛、排佛的不满情绪。

  这次排佛史称后周世宗法难,共记毁废佛寺30336所,还俗僧尼61200人。

  第六节 中国佛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

 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,其发展历程大约可划分为五个阶段。

  第一阶段,自公元前2年至公元67年,即西汉哀帝元狩元年到东汉明帝永平10年,历经70余年。由于当时人们仅仅把佛教,当作一种神仙方术传入我国内地的,因此这一阶段是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期。

  到东汉明帝年间,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,终于被人们所接受,被朝廷所认可。于是在明帝永平10年,朝廷将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迎来洛阳,并修建了白马寺,供两位西来高僧译经讲法,传教布道。从此,佛教才正式在我国内地传播开来。

  第二阶段,从东汉明帝永平10年到东晋后期,即公元四世纪末,历时近三百余年。这一阶段是佛教的初步发展期,主要表现为不断有外域法师前来我国内地传教弘法。

  例如在公元147年,即东汉桓帝建和元年,西域高僧安世高来到洛阳,他主要传播了上座部“说一切有”派的阿毗昙学说和禅法。

  又如在公元164年,即桓帝末年,西域高僧支娄迦谶来到洛阳,首次将大乘佛教传入我国,并且翻译了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兜沙经》等佛教经典。

  又如公元250年前后,即曹魏嘉平年间,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,他译出了《僧祇戒心》等佛教戒律。

  又如公元270年前后,即西晋武帝泰始年间,西域高僧竺法护来到我国。他是鸠摩罗什来中国以前最伟大的译经家,经他翻译的佛教经典,共计一百五十九部、三百零九卷。其中,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《法华经》就是他以《正法华经》为题翻译的。

  这一时期,由于西域僧人不断来华译经布道,讲法传教,从而为下一阶段佛教在我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  第三阶段,从东晋后期开始,中经南北朝、隋、唐直到五代,历时五百多年。由于这一时期佛教获得了一个适宜成长的社会环境,又有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的大门,致使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佛教,因此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空前高涨起来。其表现有一下几个方面。

  1、由原来西僧东来传教,发展成为中国僧人西去取经。如东晋名僧法显,北魏名僧惠生,以及唐高僧玄奘、义净等人主动到天竺求法。他们学成后带回大量佛教经典,在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下,自主译经布道,传教讲法。如此一来,在译经方面,一改过去由不太懂汉文的外籍僧主持,为由懂得梵文的中国高僧主持,从而使得译文质量显著提高。

  2、成长起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佛学大师。例如在东晋时期,就出现了像道安大师这样的著名译经家,他的弟子慧远被奉为净土宗始祖。到南北朝时期,佛学大师更是层出不穷,如师从菩提达摩的慧可,最终成为中国禅宗第二祖。又如师从鸠摩罗什的道生、僧肇、道融、僧睿,被称为“什门四圣”。到隋唐时期同样大师云集,如隋朝的智天台宗立宗者,吉藏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,唐朝的玄奘是唯识宗的鼻祖,善导是净土宗的集大成者。如此而已,不一而足,可以说这一时期名僧辈出,各领千秋。

  3、随着大量知识分子皈依佛教,以及佛门弟子的知识化,中国僧人开始对佛教义理深入研究。其中一个重要标志,是他们创写的论著、僧转、教史、地志等方面的撰述大量涌现于世。

  4、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,形成了八大宗派。八大宗派各有自己的立宗经典,以及完整的理论体系,和修持方法。他们或公开辩经,阐述玄理,或著书立说,广大门厅,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时间形成了各派争鸣佛教学说的繁荣景象。

  5、在中国佛教发展空前高涨的同时,又伴随着腥风血雨,“三武一宗”法难,使中国佛教一次又一次跌进苦难的深渊。然而,中国佛教却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。

  第四阶段,由宋代到清末,历时千余年。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后的健康成长期。它的成熟与健康成长,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  其一,由于净土宗与禅宗在争鸣佛学中脱颖而出,其中,净土宗奠定了佛教在民间信仰的格局,禅学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,因此,中国佛教从唐代以后,结束了教派纷争的分裂局面。继之而来的是,中国佛教进入了以禅学为佛学正统,以净土宗为佛教主流的大一统局面。古德圣僧云:“要想佛法兴,只有僧赞僧”。中国佛教的大一统,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与佛法的兴盛。

  其二,大家知道,中国佛教曾经历了“三武一宗法难”。 关于“三武一宗法难”发生的原因,无疑有统治者个人的信仰问题;也有儒释道三家争夺思想阵地,争夺文化前进方向的引领权问题。但中国佛教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。例如,由于当时中国佛教,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僧侣剃度机制,致使剃度的僧尼太多太滥,像北魏这样的一个小国,佛寺多达三万余所,出家僧尼达二百余万人。这样一来,对于佛教本身来说,导致了僧侣与信众的比例失调,导致了僧团素质的整体下降。对于社会来说,导致了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减少,造成了国家赖以防御的兵源枯竭,以及进行建设而征调劳役的困难。

  又如,当时中国佛教广置田产,就说唐武宗时期吧,寺院拥有田产数千万顷。佛教拥有田产而不纳税,导致了国家大量的赋税减少。再如,中国佛教效仿世俗社会蓄奴风气(例如唐武宗就放逐奴婢15万人),这不仅悖逆了佛教的基本宗旨,同时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。

  由于以上原因,中国佛教与朝廷之间时有矛盾发生。当一旦遇到像国家战事吃紧、经济困难、劳役大量征调等导火索时,就有可能促使个别不尚佛的皇帝,以排佛、限佛来缓解困境。

  由此看来,“三武一宗法难”的发生,其中一个重要因素,乃是中国佛教没有把握好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。值得庆幸的是,中国佛教经过这一次又一次的灾难,终于认识到“王权大于神权”,“依国主”才能“法事立”。基于这个认识,中国佛教自宋代开始与朝廷相向而行,并且发挥自己的“劝化”功能,在思想领域协助朝廷的教化事业,从而迈向了成熟,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。

  其三,中国佛教的成熟还有一个重要标志,那就是佛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到唐代已经渗透到国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尤其是对我国哲学、文学、艺术和民间风俗开始产生巨大影响,直至成功地跻身于中国传统文化,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。

  不过,学术界却有许多人认为,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。笔者认为,这种认识是错误的,他们错就错在只看到这一时期,没有了寺庙林立和僧侣鼎沸的局面,却没有看到名寺大殿的显赫与信众如云的局面;只看到没有了大规模的译经和佛学的争鸣,却没有看到佛法的普及与深入人心。甚至他们将佛教与朝廷的互惠相处,以及儒释道的相互融合,都当作佛教衰落的标志。其实,这些标志恰好表明中国佛教的成熟与健康成长。

  第五阶段,由近代开始,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束。这一阶段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,使得人的认识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。由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,使得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。随之而来的是,国家对宗教虽然依旧尊重,但不再继续崇尚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中国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了两大特点,一是佛教开始成为信徒自办自存的教团,二是佛教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。关于佛教的世俗化,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其一、淡化了佛陀身上的神灵光环,着重将佛陀看作能够觉悟世间一切原理的智者,一个为信徒引路的导师。其二、在对菩萨神明崇拜的同时,着重将菩萨的大慈大悲作为道德崇尚——善的最高标准。其三、在期许信徒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同时,着重启迪信徒的心性回归,以获得心灵的纯真而驱除心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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